“木兰参军”歌谣及北魏“皇帝”和“可汗”的并存

■曾庆盈

“木兰参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刻中不断激起我们的愿望力，这个源于民间歌谣的故事直到今日仍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体裁，这位女勇士获得了世界上的招认，而且变成代表“我国”的符号。可是，故事里代表着“我国”的控制者实践应来自这篇文章所要谈论的拓跋部族。这些年，专家们特别留心到了《木兰诗》中的“可汗”与“皇帝”两种称谓前史，北魏时期的大布景大约最能说明歌谣中的这些细节：其时我国北方阅历了十六国的割裂后的初度共同，北魏帝王在沿用华夏帝王“皇帝”称谓的一起，还保存了突厥化蒙古人的“可汗”称谓，由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北魏帝王一起的两层容颜。

［要害词］北魏；平城；花木兰；可汗

木兰女扮男装，代父参军的故事，一千多年来一向招引着我们的愿望、启示着我们的构思。这个几乎悉数源自于一首民歌的故事，已改动成为文学宝库中的永久主题，直至今日。木兰的撒播源自于她的成果和夸姣质量，这些现已超出了文学作品的领域。木兰的忠、孝、勇，使这个虚拟的英豪人物改动成为一个文明符号，特别是当20世纪大学国遭受困难环境之时。跟着1998年迪士尼影片《花木兰》的上映，咱们的女兵士获得了世界认可并被看作是我国的一个“标志”。但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木兰故事中的“皇帝”其实北魏的拓跋氏君主、来自北方草原的华夏战胜者。甚至“木兰”，这个在8世纪今后作为秀丽花卉名字的称谓，现已为亚洲前史文明研讨专家陈三平指出是一个意义为 “牛”或“牡鹿”的外来词汇的变形，它作为一个有文明意味的名字被五、六世纪的武士承受，并为其时的非汉族家庭广泛运用。［1］(p43-54)

《木兰诗》的创造源头和草创时刻，今已不可以考。它一般被认为创造于北魏，并在今后的时期里不断阅历文学性的加工。对该故事的最早记载存在于 《古今乐录》中，该书由南朝陈（557—589）的和尚专家智匠①所编，时刻大约是公元568年。［2］(卷32，p926)智匠的《古今乐录》今已不存，但它的内容被宋人郭茂倩于12世纪所编的《乐府诗集》频频援引。今人能读到的“木兰诗”的最早版别就来历于此。郭茂倩将《古今乐录》作为这首民歌的来历②，并将其划归在名为“鼓角横吹曲”的北朝民歌篇目中。［3］(p399)这些歌开始被作为一种军事扮演的款式在马背前进行。

专家们断定《木兰诗》年代的方法首要是根据诗中对“可汗”③这个词的运用，特别是这个词汇在文本中与“皇帝”一词的一起呈现。［6］（p501-522）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称谓最早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领袖社崘自称丘豆伐可汗。自此，柔然的最高控制者称为可汗，恰当于匈奴的单于。6世纪晚期，南边的智匠将《木兰诗》收入《古今乐录》使之变成文字记载。咱们可以深信，在其时《木兰诗》现已有了较好的传达，这意味着诗中的故事发生在更早的时期。因而，上面提及的专家认为诗中反映的应是北魏的情况。其时我国北方的共同让控制者能再次给自个冠上“皇帝”的称谓，可是拓跋作为在我国传统中的一个新式的控制族群，保存了广泛运用于古代北亚游牧民族部落中对领袖的敬称——可汗。

因为木兰诗来历于民歌，诗中特别称谓的情况阐明，在它创造的年代，将皇帝视为可汗对我国北方的民众来说是一种广泛情况。这是阅览正史时的一个风趣而易于忽略的情况。其次，两个词汇在同一文学作品中的替换运用，阐明晰这一时期我国北方民众习气于将他们的控制者既依照中亚传总称之为“可汗”，又用典型的我国概念称其为“皇帝”。

《古今乐录》不存，木兰诗发生的文本根据是宋代郭茂倩的注解，以及郭将这首诗归类在南北朝时期的鼓角横吹曲篇目下。因而，一些专家认为这首民歌更有可所以一个唐代的文学作品，它描绘了李世民（唐太宗,626—649）的控制——他在打败了突厥之后具有了“天可汗”的称谓，并把唐朝的控制力气推及东方和中亚有些区域。［7］(p10-11)不管如何，这首民歌的具体发生时刻都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一起，关于更多的疑问，咱们大约从游牧民族的视角调查，而非从汉族中心的观念 。正如陈三平指出的，隋唐的控制家族是北魏家族政治和血缘上的继承者， 他们被其时的游牧民族称为拓跋。［1］(p4-38,p42)因为“皇帝”与“可汗”两种称谓的交换性连续到了7世纪，如同其他传统，这必定也是拓跋氏的遗产之一。所以，作品发生时刻的“难题”并未能阻止咱们去晓得一个更为开阔的前史场景，即我国前史上有这么一个时期，皇帝一起被我们称为可汗。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和美国人类学家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进一步假定开始始的《木兰诗》源自于鲜卑人的口头撒播，那时分拓跋部树立了北魏而且共同了我国北方。［8］贺玉萍认为《木兰诗》的故事原型可以在北魏早年现已作为民歌在撒播了，它遭到不一样区域的文学影响，究竟构成了咱们如今看到的版别。［9］(p20-21)与其时用汉语记载下来的其他的佚名民歌相同，它经过英豪对自特性另外非同寻常的显示，体现出的直露的勇气以及军事才干，反映出了一个悠远的、多民族的北方草原文明特征。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木兰的形象是史无前例的。她的首要特征是：英勇、长于战争和富于军事策略，这使他与其他乐府诗中的女骑兵形象联络在一同。一些其他的比方，比方《李白小妹歌》、《紫騮馬》，它们所呈现出的女骑兵形象都与儒家文学传统中尊贵、温柔的女人形象截然不一样。［10］（p326）这个诗化的女骑手形象反映了日子在战争环境中的我国北方少量民族的一起价值观念。在有着这样价值观念的社会中，不管男人仍是女人，军事作用都被看作是人生的重要构成有些，这种情况只存在于草原文明之中。

可是，假定木兰故事的重要性仅此而已，那么它就不会具有丰厚的形状和影响力。开始的歌谣不只反映了北方图景和游牧民族的精力，相同也传达出关于儒家描绘的女子形象的相反情绪。［11］女扮男装的木兰替父参军，她的忠孝应当遭到赞誉。但作为一个女人，与男我们在悠远当地的荒野游荡，从儒家对女人形象的需求来看则是一种行为上的不检核。这样看来，木兰身上浓缩了北魏社会文明环境中两种不一样的文明观念，“木兰诗的呈现应当归结于儒家文明的缺失而不是对儒家文明的宣传”［12］(p232)。这样一个文学形象到文明符号的改动进程，只能发生在特定的空间和时刻里，发生在新旧价值观念奉告的时期，它是社会无量改造的产品。

与我国丰厚的神话传说相较，木兰变成英豪的路途如同因其没有超天然才能而显得有些普通。木兰的首要特征，只是是佩戴上父亲的武器并打扮成男人去参加战争。可是，这个一般的行为却让这个故事富于魅力，甚至具有改造性意义。［13］（p82）在故事中，木兰身份的改动是经过一个简略的行为——换装完成的，而非凭仗神力。关于回归往常日子的偏重是这个时期显着的特征。

木兰身份的这种平平改动——从女人变成男人，从父亲的女儿变成可汗的兵士。让咱们去重视一自个扮演着多少人物以及人物身份被建构的情境。美国文学批判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关于“16世纪英国男人的自我描写”的分析，对咱们了解“自个”如何被人物身份的体现频频而故意地进行定型，是极富启示的。［14］(p1-3)实际上，在格林布拉特的观念中，真实的自我描写的自立行为并不存在，因为身份不是一种安适选择，而是文明的加工物。［15］(p255-257)即便存在自个意志的痕迹，就像木兰变换自个的性别，这种选择也是在一系列社会体系的标准下打开的。作为一个兼具游牧与农耕两种传统的、多民族的文明圈的控制者，根据实践需要，作为北魏皇帝的拓跋氏不得不为本身描写出多副面孔。

故事的最终期间是一自个身份多样性的最佳展示，木兰的身份不只是一名女儿，一起也是她姐姐的小妹、她弟弟的姐姐。同理，木兰诗中的“可汗”或许说“皇帝”用一种非互斥的方法将自个描写变成中亚和传统的我国两个不一样文明圈的控制者。北魏平城年代的一个显着特征，是“皇帝”与“可汗”两个身份的交换性，它是从拓跋的风俗而来，也是这篇文章所偏重的。

木兰身份的多样性，即故事中她既可以作为女英豪又可以作为女人价值的归纳体这个特征，跟着后来文学、艺术对它的体现，构成了今日盛行文明中它地址的偶像方位。相同，咱们大约注重北魏文明作用对我国后世的影响。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音注》中写道：

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今后，称号

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16］(卷108，p3429)根据这个观念，陈三平进一步阐明，直到蒙古人在13世纪到14世纪席卷亚洲大陆之前，北魏控制者及这今后人推进了近千年的我国前史进程。［17］

唐朝（618—907）和元朝（1271—1368）作为我国古代前史进程中两个最具文明活力的年代，我们对二者的观点非常不一样。前者被看广泛看作我国的“本乡”朝代，然后者则被视为游牧力气对我国的战胜。构成这种差异的首要缘由之一是，唐的控制家族为自个编织出一个“我国的外壳”来掩盖李唐皇室的种族与文明来历。唐朝翻开的文明空气正是源于其更多地在文明上而不是政治上载承了北魏，而拓跋部族的控制者在这方面的前史奉献，很少被人知道到。

1980年7月30日，三位来自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考古学家，在我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北段东侧发现了一个石洞。［18］石洞中（如今被称之为嘎仙洞）刻在一块花岗岩上的祝文可以追溯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平真君四年。这一发现证明晰《魏书》前史记载的精确性。

维和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皇帝臣焘使谒者仆射库立官中书侍郎李敞、傅雀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华夏，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刃，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连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之帝天、皇之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帅使念凿。［18］

嘎仙洞祝文的发现有助于协助咱们断定拓跋部的发源地 （或许说他们本身认可的发源地），而且证明晰《魏书》作为史料的可信性。它的进一步价值在于体现了在特定的情况下拓跋氏避免运用“皇帝”或“帝”作为自个的称谓。不只是是将皇室的父系称之为“可寒”④，皇室的母系并称之为“可敦”⑤。经过这种做法，拓跋焘从称谓大将自个展示为具有光彩传统的草原控制阶层的继承者，尽管这个帝国现已深化了华夏区域。

出于某种缘由，祝文开篇“敢昭告于皇天之神”之前的期间和以“荐于”初步的最终有些，没有被记载在《魏书》傍边。值得谈论的是，在石刻祝文和传世文献中的细小差异和敌对中，最终被省掉的有些改动了公元443年祝文的基调。现任皇帝拓跋焘在帝天、后土面前称自个为“臣”的谦恭情绪在传世文献中不复存在。这种差异不能被只是当作一种王朝前史书写的遗失看待。我信赖这提示出了拓跋焘作为北魏皇帝具有的多副面孔，他正学习着将修辞作为一种治国的办法。嘎仙洞中，皇帝预设的祝文的承受者除了天就是他的祖先。因而，熟行文间参加了比照亲近的用语。

经过修辞使一自个变成一个特定形象显着是沉思熟虑的行为。拓跋焘采纳了这种方法来区别他的王朝和家族联络，祭拜祝文中修辞办法的圆熟运用就是证明。我信赖，这种根据环境改变而对不一样社会人物进行扮演的才能，是拓跋氏成功打点我国第一个多民族王朝的要害地址。简略地说，拓跋氏掌控了替换帝国形象的办法，它供给了一种与木兰战袍相类似的功用。拓跋氏作为控制者时，这种办法是一种双面形象的奇妙平衡，不只是作为皇帝来控制我国北方，一起以中亚传统，作为可汗进行活动，拓跋氏成功地树立了一种新的帝国传统。

注释：

①从咱们如今掌控的关于《古今乐录》的常识和其他文献对该书的援引看， 智匠关于梁 （502—557）、陈（557——589）两代的宫廷音乐非常通晓，他很有可以在宫廷中供职或触摸到宫廷的内部日子。文学史家从《古今乐录》的内容断定该书已于公元568年前后结束。智匠的记载可以追溯至汉代，他将古今民歌做了比照。最早提及《古今乐录》的是《隋书》，《隋书》记载它有12卷，作者是陈朝智匠。

②郭茂倩将《古今乐录》作为“木兰诗”源头的观点现已为几乎一切专家认可。因为与其他的版别比较，它显着保存了更多的民歌特征。另外两部宋代文集，《文苑英华》和《古文苑》中录入了略有不一样的版别。《文苑英华》由李昉等奉敕编造，《古文苑》的编者情况则知之甚少，尽管它有可以成书于唐代，但该书直到北宋时才被发现，12世纪晚期经韩元吉重订后方才出名于世。

③“可汗”这个词源于通古斯民族运用的阿尔泰语。随后被进入中亚区域的柔然和土耳其人作为控制者的头衔运用，它被中世纪处于我国北方的游牧部落更广泛的运用。柔然在中亚区域的活动被认为是这个头衔广泛运用的缘由。可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柔然鼓起早年，“可汗”头衔就现已为在3世纪中期的鲜卑人运用了。

④“可寒”和“可汗”都是khagan的翻译。

⑤“可敦”是khatun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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